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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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康 湘财证券研究所宏观研究部 罗文波
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引以为豪的资源禀赋之一。随着市场改革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转型期，曾经认为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呈现出逐渐 消失的迹象——农民工工资连年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沿海地区从2007年开始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等现象。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刘易斯 拐点”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而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汇率升值幅度过小所致。只要中国劳动生产率保持较高的增速，相应幅度的汇率升值就应成为释放 人口红利的必经之路。在实施积极的汇率政策的同时，可以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抵消汇率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中国人口红利远未结束
根据国际标准，人口红利通常以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就是指非劳动力人口数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它度量了劳动力人均负担的赡养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
抚养比越小，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少，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轻，人口结构中的劳动力禀赋越有效。国际惯例认为抚养比的临界值为 0.5。当一个国家人口抚养比低于0.5，我们往往会认为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若抚养比高于0.5，那么说明这个国家人口红利消失。
从出生率来看，中国人口出现两个波峰：1957年-1970年超过2.3%，1982年-1989年超过1.5%。体现在劳动人口的数据上为 2005年-2035年之间将有超过9亿的劳动人口(此处的劳动人口是按照国际标准15-64岁间的人口数量)。按照国际标准，抚养比小于0.5的时期为 人口红利期。我国数据显示2000年-2030年之间人口抚养比皆小于0.5，为人口红利期。
考虑到“虚假劳动人口”(年满15岁却继续受教育的人口)与国内外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我们对抚养比的数据进行了修订。具体做法是根据中国的出生率、 死亡率、初高中及大学的入学率、男女退休年龄等重新估算出真实劳动力人口。剔除样本包括：15岁后继续参加教育部分人群(包括高中、大学等)、女性 55-60岁退休人群等。从修正后的人口红利来看，我国人口红利期在2001年-2020年之间。从人口红利总量来看，抚养比在2007年前后达到高峰， 也就是所谓的红利峰值，随后抚养比上升，但仍低于0.5的国际人口红利标准，中国人口红利远未结束。
二、“刘易斯拐点”只是假象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首创的概念。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 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如此一来，我们很容易论证目前中国是否处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的关键点。目前工资上涨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是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导致，还是受到维持 生活的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影响？若目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工资上涨仅仅是由生活资料价格变动而导致的补偿性上涨，那么“刘易斯拐 点”已经到来的推论就不攻自破。
1、劳动力并没有出现“真正”的供小于求
正如上文分析，我国人口红利峰值的确已过，但远远没有到结束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仍在继续，没有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毕或者紧缺的迹象。
从劳动力市场供求来看，我国城市劳动力供求关系仍较为宽松。2011年第一季度，供求关系维持在107:100的水平。结合历年的供求数据来看，截 止到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整体供需关系仍然处于好转的趋势中。从区域劳动力市场供需来看，东、西部城市劳动力供给充沛。2011年第一季度，东、中、西部 城市供求关系分别为109:100、105:100和107:100。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并没有出现较为紧张的迹象。
此外，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并没有出现枯竭迹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参考工业化国家65%的城镇化水平，若按照目前71% 的劳动力人口占比估算，未来仍有1.46亿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市中去。从日韩农村人口转移规律来看，刘易斯拐点一般出现在城市化后期，表现为城市化率 增速减缓。但就中国数据来看，至少2010年前城镇化进程仍处于加速状态，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估算，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转移潮要持续到2027年。在斜率持续为正的转移趋势下，很难支持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结论。
2、农民工工资上涨属于生活资料价格补偿性质
第二个证据是农民工工资上涨的驱动力因素。由于农民工工资统计数据不全，我们结合农业部、劳保部以及各大调研机构的数据进行整理。尽管不同机构公布数据各年涨幅略有不同，但2003年-2010年整体增长水平基本一致。
从数据来看，农民工月工资从2003年780元上涨到2010年的1690元，增幅高达116%。相比之下，消费价格指数累计涨幅只有26.37%。表面来看，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超过消费资料的价格上涨幅度。
研究选用一组数据——全国平均月工资作为参照物对农民工工资上涨进行比较。数据显示，2003年农民工月工资与全国平均月工资的比值约为 0.67，2007年这一指标数值下降到0.51，2010年只有0.55。综合数据显示，2003年-2010年全国平均月工资涨幅为199%，而农民 工工资涨幅只有116%，这说明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幅度低于全国平均工资的增速，工资上涨是全社会整体性的，而不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独特情况。
另外一个指标可能更形象地说明农民工工资上涨究竟是主动性还是补偿性的。我们选用农民工工资与北京和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比值为基准。最低工资标 准，通常应当包含以下三个部分：首先，维持劳动者本人最低生活的费用，即对劳动者从事一般劳动时消耗体力和脑力给予补偿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其次，劳动者平 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最后，劳动者为满足一般社会劳动要求，而不断提高劳动标准和专业知识水平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一般来说，最低工资的上调，就属于生 活资料价格上涨后补偿性调高。检验结果显示，从2004年-2010年数据来看，农民工工资整体上涨幅度低于重庆最低工资，而和北京市最低工资涨幅基本持 平。
3、是谁导致“刘易斯拐点”假象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与“民工荒”的确是事实，但我们也证明了这种现象并不是因为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而导致的。2003年-2010年中，全社会工资水平整体出现了上涨。这断然不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导致的，原因在哪里呢？
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整个宏观框架中，不难发现我国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上涨与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时间节点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
研究认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下称B-S)可以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传统的B-S理论认为，当一国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速度快于外国 时，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就会相对于外国货币升值。根据这一理论可知，当一国处于追赶型经济周期时，低劳动力成本使得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 更快，出口增长，该国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上升。如果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况，劳动力需求上升将引起贸易品部门工资的上涨，引起非贸易部门劳动力向贸 易部门转移，非贸易部门的工资也将上升。工资水平的提高只能通过价格上涨来吸收，结果是一国物价总水平上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
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也与上述机制相似，但细微之处不同。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大量资本性投入的增加使得贸易部门的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发达国 家，出口增长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可贸易部门。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充沛的情况下，新吸引入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这也是目前业界判断“刘易斯拐点” 是否到来的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认为只要农村劳动力供应量充沛，就能保持以不变工资吸引到足够劳动者进入城市的推断是理想化的。
一般来说，在追赶型与成熟型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差扩大的同时，贸易盈余将推升国内外贸易部门工资价格的趋同。这种趋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一种 是在浮动汇率下，伴随汇率的升值带动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的国家的实际工资上涨；另一种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过相对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通胀水平的提升，来完 成工资趋同这一过程。通胀的直接结果将导致生活资料的大幅上涨，迫使追赶型国家不得不提升劳动者工资，补偿通胀导致的实际工资降低的损失，即使在低端劳动 力市场供给充沛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受到汇率定价朝贸易优势倾斜的影响，汇率的低估进一步推升出口贸易优势。在资本项目封闭的现状下，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迫使央行投放大量的货币，结果 就是经济体系中过剩的流动性推升社会整体价格水平。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迫使贸易部门新吸收农民工工资定价随着生活资料价格上升而上涨。在有效补偿生活资料 价格之前，即使工资出现大幅度上涨，仍不能有效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贸易部门。这也就是2004年-2010年为何尽管农民工工资出现大幅提升，但企业 仍出现“招工难”与“劳工荒”的根本原因。
三、劳动力市场内部失衡“推波助澜”
当然，我国劳动力市场除上述原因外，也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1、教育程度错配：低学历劳动者紧缺，高学历劳动者过剩
从2000年-2011年第一季度供需双方对教育程度要求数据来看，其中出现了明显的“错配”现象：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劳动力严重过剩，高中及以下劳动力供需逐渐紧张。
数据显示，2008年以前，具有大学教育程度及以上的劳动者供给略大于需求，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供求过剩比 例超过50%。其中2010年第三季度这一比例超过65%。与此同时，高中及高中以下劳动力供需关系逐渐紧张。2009年以前供求关系基本平衡，过剩比例 控制在10%以内，几乎不存在剩余的劳动力，而2009年以后，这一过剩比例降低到5%，而在2011年第一季度出现负缺口，供不应求局面出现。
高学历过剩、低学历紧缺倒逼农民工工资上涨。在高学历劳动者供需过剩、而高中及以下劳动者供需失衡并存的情况下，低学历劳动者市场短缺将带动工资的 上涨，而高学历劳动者供需过剩将拉低高学历劳动者工资的下限，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低学历劳动者工资与高学历尤其是本科生工资缺口逐渐减小，甚至出现趋同的 可能性，2007年甚至已经出现农民工工资超过大学生工资的现象。
2、年龄结构供需失衡：劳动力年龄中枢上移，“老龄化”加速
从城市劳动力不同年龄结构的供求关系来看，情况较为严峻。把劳动者分成四个年龄阶段：16-24、25-34、35-44和45岁以上。分年龄阶段 数据显示，25-34岁劳动者供求情况十分严峻，供给小于需求，2010年开始出现负缺口；16-24岁供求关系亦不容乐观，2009年出现供需最大的缺 口，随后供需缺口逐渐闭合。这昭示着未来25-34岁的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况10年之内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扭转；35-44岁之间的劳动者供求关系尽管已经趋 于平缓，但供给剩余缺口水平在降低；45岁以上劳动者市场明显供大于求，这也是我国 人口老龄化的预兆之一。
基于此，尽管我国人口红利期仍可持续10年左右，但除劳动者内部结构性问题外，劳动者平均年龄增加也十分严峻。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失衡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弱化了我国人口红利禀赋。
四、以汇率升值充分释放人口红利
困扰我国经济的“招工难”、“用工荒”现象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汇率升值幅度过小对经济体系产生的B-S效应导致。
一方面，汇率低估使中国获得较为明显的出口竞争优势，表现在贸易盈余大幅增加。过多的贸易盈余通过强制性结售汇制度迫使央行投放大量的货币，导致流 动性过量，推升经济体系的价格水平，并提高农民工的最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汇率升值幅度过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贴性质，这种补贴使得大量缺乏竞争能力、 低效率的企业存活下来。正是因为低盈利能力企业的大量存在，在通胀推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今天，企业无法支付得起可以补偿农民工生活成本的工资水平，导致 “招工难”与“民工荒”的现象的产生。
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常以“货币升值降低企业出口竞争优势，会导致大量企业破产”为理由，反对 人民币大幅升值，但我们并不认同这种逻辑。目前出现如此结果正是因为前期汇率升值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汇率升值倒逼企业自我升级的能力，降低了企业自我提高的外生驱动能力，结果是低效率企业无论在“币值重估”还是“人力成本上升”过程中都不再具有优势。
对此，我们坚持认为只要中国劳动生产率保持较高的增速，相应幅度的汇率升值就成为释放人口红利的必经之路。毋庸置疑的是，从短期来看，汇率一定幅度的升值的确可能造成部分出口制造企业的破产或倒闭。
汇率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可贸易部门甚至非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对此，我们建议实施积极的汇率政策的同时，可以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抵消汇率升 值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给予具有技术创新优势或具备创新性的企业补贴，帮助其迈过初期门槛，这类企业的经济效率高，产品附加值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力 大，对中高端技术人员需求大，不但可以从产业以及微观层面助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也有助于改善我国高学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象；另一方面，积极的税收减免 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较快，具备较大规模减税的财政基础。税收的减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整体收入水平，促进消费，抵消升值对宏观经 济短期影响。
总之，任何的改革都存在机会成本，汇改亦如此。提高汇率升值空间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匹配程度，可以释放汇率在实体经济中的优化作用，倒逼产业结 构的转变，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失衡，解决目前中国高学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提高汇率波动的同时，辅以积极的税收政策，平滑升值带来的短期经济波动，促 进内需产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只有这样在真正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我国面临的难题才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