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财经报 作者：韩馨仪
有关专家表示,中国企业如果仍然沉浸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停留在“制造大国”、“世界工厂”的低附加值模式,而不主动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模式进行转型,未来将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有18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增长基准线多在15%以上。令人关注的是,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不会对劳动力比较优势造成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现象,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体现。”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他表示,低工资不是一个永久的状态,企业如何积极谋变,才是在经济发展中摆脱这种状态的一个正常规律和进程。
低工资时代一去不复返
“现在保姆越来越用不起了。”在北京一家机关上班的陶女士向记者抱怨说。她家现在的保姆每天工作8小时,负责打扫和做饭。即使这样,每月工资已经从去年的2200元涨到2500元了。这还不算什么,陶女士说公婆就要从老家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家政公司说如果再增加做饭对象的话,保姆每月工资至少再涨300元。
保姆工资上涨已经是普遍现象。记者在致电多家家政公司后了解到,与陶女士居住面积、家庭成员相似的情况,按每天工作8小时来算,家政公司普遍要价不低于2500元,如果需要伺候老人、小孩,工资还要再加,幅度在200元—500元不等。
不只是小家庭觉得人工成本上涨,一些物业公司也颇多感触。“保安的工资已经从800元涨到了1300元了,保洁的工资也在涨,这都是物业费里看得见的成本。”丽泽路一小区的姓周的物业经理告诉记者。
“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表现为工资提高,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提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如是说。的确,用工成本的上升不仅体现在城市服务业,甚至成为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的一大困扰。广州市毅峰汽配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今年春节到现在,工人的工资已经上涨超过30%。深圳市乐运通进出口有限公司陆兴干表示,现在普工每月底薪1400元—1500元,算上加班,每名工人月工资能拿到接近3000元。
据人保部日前称,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有18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深圳市达到13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北京市达到13元。事实上,在媒体报道中,今年珠三角工人工资实际上涨逾30%,普工工资涨到近3000元,比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深圳市高出一倍多。这一上涨趋势让一些企业纷纷“叫苦”,表示无法承担如此迅速上升的劳动力成本。
在工信部近日发布的上半年我国纺织行业运行情况中也可看出,今年以来,我国纺织行业生产、出口及利润平稳增长,但增长速度出现趋缓势头。其中,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纺织业并非首个出现这种趋势的行业,依靠劳动力优势的制造加工业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个问题。
“必须看到,这是一种客观的、长期的趋势。”张车伟说,“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居民工资上涨则是必然现象。”然而张车伟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依靠低工资并非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
结构性短缺是突出特点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让沿海地区的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增大。这些企业正是依靠充足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比较优势获得了快速发展。但随着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尤其让企业苦恼的是,工资上涨并未留住工人。陈明国也告诉记者,即使自己的公司工资上涨了30%,但不少工人觉得其他工厂的工资可能更高,因此都在挑来挑去。
“这是因为沿海地区每月两千多元的工资已失去吸引力。”有专家说,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正在重走沿海地区的低价、优惠的老路。现时普工年龄以90后居多,流动性也很频繁。
有调查指出,中国的劳工供求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劳工短缺越来越突出,未来5年中国的劳动力增长率将大幅减速,过去十年是每年平均增长1.3%,今后3年每年平均只有0.3%的增长,到2014年以后,劳动力的供给就将开始下降。根据市场规律,劳动力供需形势逆转,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成为必然趋势。
其中,“结构性短缺将成为缺工现象的主要特点。”张车伟说,其表现在,目前我国城镇农民工“80后”、“90后”比重大约在50%左右。这意味着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在学历、思想和职业诉求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对工作的诉求除了更高的收入外,还会考虑到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以及工作之余的文化娱乐生活。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必须不断加大对劳动力成本的投入。
相辅相成的是,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趋突出,这将给劳动力就业和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张车伟表示,面对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今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发展空间肯定受限,根本出路是必须加快转型升级。
“制造大国”何处转身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将经济发展模式与人口结构特点相结合,发挥劳动力资源充沛的优势,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但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加工贸易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率极低。有数据表明,目前加工贸易的利润仅仅在5%左右。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仅成为CPI上涨的助力,也对中国大部分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张车伟看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会增加企业成本负担,挤压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另一方面它会迫使企业提高劳动效率,转向用工更少、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进而推动整个产业升级与进步。
张车伟说,从工信部发布的消息来看,今年以来,我国纺织业订单向越南、孟加拉等国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说明,被广泛关注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趋势即使出现,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仍据劳动力优势。我国仍拥有大量的、价格相对较低、但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这也将使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得以延续并在全球制造业领域拥有强劲的竞争力。
“长期来讲,不可能通过降低劳动者收入,来进行低端产业竞争。”张车伟强调,人口变化趋势不可逆转。老龄化加速而来,意味着“人口红利”将持续衰减。他表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否削弱,关键不是比谁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而在于能不能抢占更高端的市场。相关企业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必须转型升级。特别不能留恋仍然有较多的“人口红利”而继续倚重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张车伟认为,在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基础上,把提升劳动生产率作为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将粗放式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集约式技术优势。以贸易战略转型推动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逐步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初级产品出口阶段,向以技术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密集型出口阶段升级,国际贸易政策应鼓励以技术含量高的制成品替代技术含量低的制成品出口,并在引进外资时要相应调整产业选择范围。
此外,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过程中,中国可以凭借大国优势,加强政策引导和调节,在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承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导致的就业减少和资本外流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