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服装业告别人口红利时代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受金融危机影响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成本不断提升已成必然趋势，而其中，劳动力成本提高、“民工荒”更将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的长远发展。目前，这一现象已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曾以“制造大国”立足于世界，但随着人口红利时代的逐步消逝，中国制造业又该如何继续立足于世界？这是企业家以及相关部门必须要尽快给出答案的一个考题。
胡军华
一个“春节前后请假扣罚三倍工资”的“史上最雷人放假通知”，在春节返乡团聚的大背景下，把宁波雅戈尔[10.54 -0.09%]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日中纺”)及雅戈尔(600177.SH)推向舆论的浪尖。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通知表面上是纺织服装企业应对缺工现象的对策，实质上则是中国“制造大国”的人口红利面临危机，中国制造业需要及时改变思路，应对这一局面的出现。
纺织服装业面临“缺工荒”
昨日，雅戈尔集团有关人士表示，春节前后请假扣工资的公司只是雅戈尔的一家子公司，集团其他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而日中纺董事长徐磊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通知已经撤销。徐磊还说，今年外贸订单是特别好的一年，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10%，加工金额由于棉花等原料价格上涨，同比增长20%左右，为了加紧完成订单，目前公司还有七成左右的工人正在坚守岗位，预计按期完成订单没有问题。不过，虽然公司员工的工资已经提升了10%~20%，但日中纺招工仍面临较大压力，徐磊坦承。
徐磊还告诉记者，上述通知的对象是针对公司的职员和管理干部，并不针对一线工人，在发现与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不相符合后，公司已经撤销该通知，并在1月21日发出了道歉信。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纺织服装厂现在最头痛的是，今天还有100人上班，就怕第二天开门只剩下80甚至60个人。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缺工荒”很严重。
一位纺织服装企业的负责人甚至预测，未来3~5年，由于招不到足够数量的工人，上海郊区以及周边地区，可能找不到一家从事纺织服装生产的工厂。
徐磊昨日告诉记者，日中纺现在免费给工人提供工作餐和宿舍，而且宁波地区的保底工资是1300元，日中纺开出2000元左右；加上各种收入，在日中纺工作的工人平均工资一年在2.5万元左右，涨幅达到10%~20%，有些员工的工资涨幅甚至在20%以上，但即使这样，日中纺的劳动力供应仍然感觉比较紧张。
转型模式
劳动力的供应紧张一方面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纺织服装市场回暖，另一方面，服装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在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方面相对较苦，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如服务业。
面对缺工荒，已经有企业开始将工厂建到劳动力大省的县市，甚至向乡镇迁移。不过，即使这样，企业仍面临其他一些问题。
上海龙商纺织品公司董事长罗卫明就告诉记者，该公司在安徽滁州新建了一座服装加工厂，开出的工资水平不比上海低多少。他说在上海的工厂，一个车工一个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在滁州则在2000元左右，看上去虽然低一点，但在滁州，工人一般只工作8个小时，上完班就回家了，从小时工资来计算，滁州和上海基本相当。
罗卫明说，新建的工厂准备在春节过后开工，需要招聘220个工人，虽然建在安徽滁州当地，招工还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现在招到的工人数量占需要人数的七成左右，有一些还是通过挖墙脚的形式招来的，这些工人原来在苏州、无锡、常州工作，看到工厂就建在家门口，上班方便，所以才决定回来工作。
劲霸公司有关人士也介绍，为了让工人安心工作，劲霸在加工费方面要比同行企业稍微高出一点，在春节前，统一包车解决工人回乡的后顾之忧，适当提升工人的薪酬水平，熟练车工一个月的收入最高可以达到7000~8000元，近年来工人春节后返回劲霸公司工作的比例达到80%~90%。
不断提高工人待遇解决纺织服装业劳动力不足，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一家为跨国服装品牌做代工的企业人士说，代工一件衣服，成本要19美元，加上1美元的利润，企业以1件20美元的价格销售出去，跨国服装企业再加价9~10倍出售给消费者，代工的利润率只有5%，如果继续提高工人工资，利润将消耗殆尽。
罗卫明说，现在手里有外贸订单，但是缺乏实力相匹配的服装加工厂，只能自己在劳动力比较丰富的安徽自建工厂，未来在工厂的基础上，逐步增强服装的研发设计能力，3~5年内打造自己的内销服装品牌，逐步减少对外贸业务的依赖，才可能真正解决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发展障碍。
李静颖
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或许真的快到尽头了。
无论是雅戈尔[10.54 -0.09%]在春节期间的“雷人罚款”通知，还是富士康在河南等地火车站派发红包的壮举，在正略钧策商业数据中心负责人于立文看来，这都并非是偶然的现象，相反代表的将是未来长期的趋势。
长期关注人口红利问题的于立文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从人才供给来看，2008年中国已迎来“刘易斯拐点”，而在2017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时代将结束。
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指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一拐点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与其有着相似看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在近日举行的某论坛上预测，到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将达到最低点，单纯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
其实在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达5.8%的出生率，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到70年代后期，这些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纷纷踏上工作岗位，他们成为保持“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的主力军，长期发挥着人口红利的效应，由此让人口红利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从2004年、2005年开始，珠三角地区涌现出大量的“用工荒”，而现在这一趋势已蔓延到了全国。
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每100个新增劳工中有30个来自中国，现下，每100个新增劳工中只有15个来自中国。10年后可能仅有5个，30年后或许只有两个。人口红利并没有带来“传说”中的高就业，也没有呈现劳动者工资大幅增长，于是长期被低估的劳动价值，随着“用工荒”的出现被慢慢地引入修正的正途。中国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使得靠廉价劳动力过活的时代成为过去。
在于立文看来，只要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不变，对低端普通员工的需求量将长期保持不变，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成为必然趋势，这也使那些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靠将利润成本转移到一线工人身上的做法来保证盈利空间的制造企业不得不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
于立文曾接触过日本某混凝土制造企业，他看到该企业一线员工数量是国内同行的十分之一，高端机械设备运用不需要太多的人力。但在国内，更多的制造企业关注的是如何获取更多的订单，甚少关注设备更新、升级，设备落后以及机器生产效率的低下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力去补足，也意味着中国制造势必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的阶段。
然而，摆脱低附加值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和风险，建立更具核心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业，是中国制造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之路来看，通过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企业信息化三个方面做足功课，将是中国制造体现自有竞争力的转型方向。
另一方面，于立文发现，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问题上，更多无奈退出制造业，最终被淘汰的企业背后是因为效率低下，管理无法同步升级。在人力资源问题上，培养一批跟着企业长期发展的稳定核心员工，让其享受企业成长的成果，这种正面积极的互动自然而然更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也会得以保持。
目前，国内大量低端制造企业人均一年产出仅为20万~30万元，去除成本利润空间极少。相反那些注重内部熟练工培养的企业人均产出可以达到100多万元/年，仅个人创造的利润就能有20万元/年。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力成本的上升不再是挤压企业利润的“杀手”，相反将长期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人口红利的结束究竟是危难的开始还是机遇时代的到来，现在看来或许还无法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已不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