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0，中国大陆工厂在劳工方面问题不断。中国劳工观察（CLW）在2010年通过独立调查46家工厂，上千名工人，发现被调查工厂在劳工方面的问题仍较为严重，最突出的是工人组织及申诉机制、工资和工作时间三个问题。
限于被调查工厂的数量，本次调查的不一定能反映中国所有工厂的全面情况，但能有助于公众、媒体、国际品牌以及劳工问题研究者对中国劳工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调查结果印证了一些劳工条件问题不仅在已曝光的如富士康等引起公众关注的企业中存在，在其他工厂中也普遍存在，不论这些工厂的行业类型及工厂规模的大小。
第一，工人组织及申诉机制方面的问题最为严重，88.2%的被调查工厂没有有效的工会和申诉机制。如果工人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有效跟资方沟通交流，后果通常有二——或者消极的忍气吞声，一走了之；或者积极的自发组织，引发工人罢工，给工厂的经济和声誉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2010年曾轰动全国的本田罢工事件就是劳资双方缺乏有效沟通的例子。在该事件中，如果工厂在事发之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能够反映工人诉求的渠道和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完全可以避免长达20多天停产的重大损失。在报告的附录部分，中国劳工观察根据能够搜集到的公开资料，列举了2010年到2011年3月全国工人罢工基本情况的一览表，以资关注中国劳工问题的公众、媒体和学者。中国劳工观察认为，工厂为片面追求利润而千方百计压低人工成本导致的工作环境恶化，和工人在全球化背景及互联网时代中受到民主公正理念影响带来的民权意识觉醒是推动工人群体性运动的不可调和的两个方面。政府既是这对矛盾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受益于企业利润带来的高税收，也受害于群体性运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面对不满的民意，政府维护稳定的方式应该是疏而非堵，而疏通这对矛盾的最好方式就是积极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如果政府不作为，或者反而采取堵的方式，那么“言塞湖”的水最终将会覆舟。已经在中东等地出现的政治变动不能不引起政府的警惕。
第二，在87%的被调查工厂中，工人的每天加班时间超过3小时和/或每周不能保证一天休息。没有一家被调查工厂的工作时间符合法定限额，即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小时。在所调查的工厂中，月加班时数在100小时以上是常态，甚至有的工厂月加班超过200小时。造成工人超长时间工作的主要原因是零售商或者国际大企业为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例如降低积压风险），在给工厂下订单时设定的交货期过短，工厂没有多大谈判余地，为了按期完成订单不得不采取延长工人上班时间的做法。同时，中国大部分的制造企业处于生产链的最低端，利润率低，低廉的劳动力是其利润的最主要来源。因此这些企业只有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最大化地利用劳动力，才能保证或扩大自身的利润。在近几年来越发严重的劳力短缺大背景下，一方面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另一方面工厂里的工人被逼迫疯狂加班，加上工资待遇低，很多人选择离开工厂。如果不走出这样的两难困境，中国加工制造工厂将因为劳工短缺而不敢接收大的订单，或者接收了也无法在合同时间内完成任务。
第三，在工资问题上，82.6%的被调查工厂不能依法支付工人工资。工人或者没有应得的基本工资、加班工资，或者不能按时领取。没有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为依托，工人几乎没有什么谈判能力，很容易被挤压，是供应链中最低、最薄弱的一环。工厂在无法与零售商和国际大企业抗衡时，自然将利润空间建立在了最大限度降低劳工成本上。被调查工厂支付低于法定最低额的工资或者不支付加班工资成了常规。全国总趋势是最低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到2010年底全国30个省份已经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以广东省为例，从2011年3月1日起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18.6%。在这样的全国大背景下，生产工厂将越来越难坚持以低人工工资为主要代价的低价生产。加之前文提及的劳力短缺问题，如果国际大公司和零售商给出的订单价格不合理，一味压低，最终会把压价的成本转嫁到工人身上。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问题外，调查结果显示，工厂还在职业安全与保护、社会保险、食宿条件、劳动合同、强迫劳动、歧视、童工及未成年人保护七个方面由重到轻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根据各家工厂的调查报告，本文对相关调查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和统计，从用工歧视、童工及未成年工保护、强迫劳工、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资、社会保险、食宿条件、职业安全与保护、工人组织及申诉机制十个方面对所调查的工厂进行了分析总结，同时对调查结果做了整体分析。
中国劳工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一直是以劳工权益的牺牲为代价的。“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劳工作为一个整体都被群体压抑了——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体面的生活，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集体谈判权的真正工会。他们在企业家的利润发展视野之外，也在政府的经济开放的视野之外。但是，不仅是企业，政府在享受高GDP增长获得了令全球震惊的经济实力和国力的同时，也应该承担造成劳工处于经济金字塔的最低端，遭受各种不平等待遇的责任。在近年来连续出现了用工荒之后，经济学家开始觉悟，“刘易斯拐点”时间开始来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再以劳工的低工资为发展代价。在工人“工资最大化”和工厂“利润最大化”这对矛盾中，除了前文提到的工会将起到重要作用外，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是疏通意见，表达民意、化解矛盾的重要中介。非政府组织大多为非盈利性，这决定了其中立的立场，是劳工和政府之间、劳工和企业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另外，提高政府官员素质和修养，在面对劳工怨情时能采取理智、高效的态度和措施，也是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方面。
最近也也附录了2010年通过公开信息得到的些罢工事件统计。从上表可以看出，2010年全年共出现罢工事件统计一共66起。最集中的爆发时间在6月，共17起。中国劳工观察认分析认为，中国罢工运动的特点是第一具有“传染性”，第二罢工运动越来越频繁。罢工潮在去年六月集中出现具有偶然因素，5月的富士康事件和本田事件，在媒体的大量曝光中对6月的工人罢工起到了渲染和推动的作用。受该两大事件的连锁反应影响，去年约四分之一的罢工都出现在六月，可见其“传染性”。但抛开偶然因素而言，罢工运动在去年的总趋势还是越来越多。除去6月的17起，去年其他11个月里共发生了49起群体性罢工，平均每月4.45起，其中17起都集中在10-12月这三个月期间，明显高于平均值，可见其越来越频繁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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